将于2005年3月1日正式生效的《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第24条规定：“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”，而日前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进行的“未成年人购买烟酒调查报告”显示，68．7％的被调查者表示“支持”这一规定，但同时，又有73．6％的被调查者认为该规定不会有效，理由包括：“商家利益至上，不卖会亏”、“没有规定顾客购买烟酒需要出示身份证”、“没有相应监督和惩戒措施”等（1月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
　　法规的目标贵乎明确、单一，同时具有可操作性，否则，结果将只会增加司法和执法的混乱和困难。现在看来，拟实行“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”，由于缺少可操作性和配套的法规条款加以支持，难以真正落实，因此这种禁令往往只能起到口号与形式的作用，却难以贯彻执行。
　　一种有意思的倾向是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结果一有什么问题就认为需要通过立法解决。诚然，在目前法律法规体系中，确实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或法律不配套的现象，导致某些方面仍无法可依，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实施。但当今中国实施法治的困境往往并不是无法可依，而是有法不依。有法不依的导源性因素包括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、传统文化的以及道德的等诸多因素。其中，法律不完备、缺少可操作性及法律缺少权威性无疑是有法不依的关键因素。这就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并将其配套，从而弥补有关法规不足，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，而不是泛泛重新立法立规。
　　就对青少年禁烟而言，我国有很多针对保护青少年免受吸烟危害的法规、通知，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等。但由于都仅仅停留在语焉不详的条款，在操作性、监督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。而向青少年售烟这种违法行为具有易实施、成本低、隐蔽性强等特点，再加上追求功利因素，众多的违法现象便会随时随地发生，不配套的法规根本起不到令行禁止的效果，相反还会损害法规的严肃性。
　　因此，在制定、建立各项新法规时，必须要考虑可操作性，谨防法规形同虚设。